自序
猶記得我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求學時，台灣正經歷一個經濟起飛的80年代，彼時行有餘力的家長們莫不趕送兒女進入古典音樂的學習殿堂。須臾間，有限的音樂教師變得炙手可熱，週末與課餘的個別授課常是人滿為患。每當聯招術科考試前夕，各大專院校音樂系的教授處所更是門庭若市，學子們莫不期盼經過教授的高招指點，能一舉進入名校。
那是一個西方古典音樂在台灣蓬勃發展的年代，中小學音樂班的開辦正方興未艾，「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」則是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。對出生於小康家庭的我來說，雖然學習古典音樂需要花費的時間與金錢都不算少，但它並不見得是所謂「貴族」的特有活動，一種西方式的文化教養正在這個島嶼生根。縱使不少現今四、五十歲的知識份子曾表達，當年因家境關係而無法學習樂器的遺憾，但一般說來，他們總有基本的古典音樂文化素養， 並且總是嚮往更深刻的理解與欣賞。
隨著90年代留學期間的美國經驗以及覺醒的台灣意識，我對古典音樂教育裡只為音樂而音樂的態度逐漸感到不滿，對於學界甚囂塵上的形式主義亦感到有所缺憾；在此，絕對與客觀的理論多數淪為學術智性的考驗，現代主義中唯我獨尊的西方大敘述系統，更讓非我族類無以翻身。我認為，不可避免的西化運動是一個在地化文化藝術更新的前置工程，但怎的現代性古典音樂就愈走愈益孤遠、愈益疏離？西方音樂如是，台灣本地亦不遑多讓； 知識份子縱有嚮往之意，卻難有著墨之心。
最近七、八年來，我幾次隨著台灣的「中華民國大專藝文協會」代表團前往中國參訪，由於團員中沒有人專精於聲樂， 我這位大學時期以聲樂作為第二副修的音樂人，遂不時被拱出來代表台灣團唱歌娛樂大家。學生時代所學的義大利歌曲早已拋諸腦後，幾首中國藝術歌曲倒還拾回一些，〈紅豆詞〉、〈西風的話〉、〈我住長江頭〉勉強讓賓主盡歡吧，但在新疆面對維吾爾人時，我徹底感到一己代表性之不足——於是，我複習早期的民間流行歌曲〈望春風〉，新學了一首客家平板，才覺得踏實心安些。猶記得2013年七月間在內蒙古民族歌舞國家劇院的臨時演出，簡單優美的〈望春風〉變成團員的驕傲與我個人演唱的「高峰」。是的，我來自台灣，但是我用什麼表示我身為音樂人的台灣主體性呢？
書寫俄國音樂家史特拉汶斯基的初始緣由，只是我一系列藝術跨界詮釋的延續性研究。史氏與視覺藝術界、舞蹈界的互動固然不是新聞，他的離散性命運、他的身份變動、他跨越現代與後現代的世代氛圍、他長達一甲子的創作——在在提供了新鮮的視野與有趣的議題。我不得不承認，古典音樂的確帶著它貴族的血液，跌跌宕宕地走入後現代多元、解放的民主情態，史氏作品以其特殊存活之道，使他成為極少數能被一般人指認出來的現代音樂大師。然而，優秀的作曲家何其多，為什麼被老天、被歷史揀選的是這一號人物呢？
晚近在後現代的反思情境中，文化研究的探勘角度為我解答了些許疑惑。史氏個人的歷史切片或許無法代表所有的文化現象，但由其音樂所折射出的變動世界，讓我深刻意識到藝術文化在型塑過程中，免不了權力階級、差別待遇，更免不了意識形態的介入、價值觀的扭曲。我們很難想像，在不久前的美國，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可能比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還要困難；我們很難想像，號稱最民主自由的美國，也是監視竊聽人民私聯通話的高手。真情與假象之間，距離其實不是那麼遙遠；藝術的真與美， 也從來不是那麼絕對。
即使歷史中反覆著種種難以迴避之人類「惡習」，我相信植基於文化研究的這些議題仍有偌大的探討空間，它們值得藝術界更嚴肅地面對與反思。當然，盡學西方的東西，無非不是希望將來有一天，能好好汲取其精華從而展現出更能代表自己的、更卓越的藝術文化。雖然史氏的狀況和我們有所不同，但俄國人自西歐化以來所歷經之種種轉折，乃至史氏流亡後所有的應對策略， 對我們皆是某種具「本土意識」參照的基礎。當然，唯有對史氏音樂以及其跨領域性質做深入探討之後，才能為文化研究鋪設良好的基礎，而〈音樂與視覺藝術的類比〉、〈舞蹈文化中的強者〉、〈《春之祭》世紀遺澤〉等章節即是修改自過去在學刊、論文研討會發表的文章，它們皆是我進入文化研究探討不可或缺的前置作業。不過，由於全書包含太多外國相關名稱，為減少冗贅之氣，有些較不重要或無法翻譯的外文就保留原貌，年代資訊亦予以省略，相信讀者可以體諒箇中形式上的某些缺憾。
在過去以寫作為主要成長方式的年頭裡，感謝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楊聰賢、王美珠老師的鼓勵，以及輔仁大學音樂系徐玫玲學姐的關照，音樂人的共鳴固然使我開心，但國寶級畫家林惺嶽老師不時的激勵與啟示，更讓我在起起伏伏的學術寫作過程中，不至懈怠與灰心。在此同時，我也要感謝信實文化出版團隊的全力協助與林呈綠先生為我的引薦，以及科技部研究計畫評審委員的支持，使這次的出版能以相當豐富的圖文規模呈現。除此之外，和我一同成長的旅伴Jenny、Sean 總是貼心關懷——這是讓我無所後慮而能夠持續閱讀與筆耕的基礎呢。
「我們從一段文句中萃取一句話，而當這句話和我們讀過的其他文字、著作、想法及作法產生共鳴時，這句話變成為一種可行的原則，一種哲學的位置。」1 是的，不只是一句話，有時候是一個舞步、一個姿態，有時候是一個形象、一個造型，它們不時為我設定一種哲學座標，為抽象的音樂提供了延伸性、溝通性、共鳴性的接合。倘若我離開音樂，其實是為了更接近音樂；個人長久書寫中的喜悅、不平、批判、讚嘆——箇中點滴，願與藝術思考者，一同分享！
彭宇薰
2016年二月 於風城
